支秉渊——中国汽车之父

1942年，在动荡不安的中国，一个承载了中国工业梦想的产品诞生了，它就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工程专家支秉渊所制造的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它的诞生宣告了我国无能力生产国产汽车历史的终结。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诞生既鼓舞了抗战中的人们，也给国人带来了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希望。

国难当头，战火中点燃中国汽车之梦

　　1927年到1938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也带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却是畸形的：长年的内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东北的沦陷又使中国丧失了部分资源和工业。而正当中国的民族工业刚刚起步时，战争的阴云又向中国袭来。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

　　战争伊始，我国的民族工业尚未受到严重影响，但当进入日本侵略军的战略进攻阶段时，在我国华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武汉以下的长江流域，那里的工业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日本所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但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也是一场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较量。而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军队的对敌作战。

　　1938年日军攻占了武汉。而此刻，他们正伺机南下湖南，夹击长沙。为了应对即将开始的战斗，作为机械化部队司令的杜聿明在湖南湘潭的郊外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战士们斗志昂扬，热血沸腾，只希望在战场上杀敌奋战，捍卫祖国的领土和尊严。而年仅35岁的杜聿明此时则愁眉不展，标榜着机械化名号的这支部队并不表面上那么风光。该部队中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卡车等无一不是从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进口来的。国内的零配件并不充足，一旦战争展开，只要这些设备损坏而又没有配件可以替换的话，即使再好的装备也只能是一堆破铜烂铁而已。这一切怎能不令这位年轻的司令不安呢。

　　旧中国机械工业的基础一贯比较薄弱，而在当时，整个国家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自制汽车。假如此时可以生产出国产汽车的话，则会大大增强我军的战斗力。因此，能否造出中国国产的汽车便成为这一阶段最迫切而又紧急的目标。

　　义不容辞，爱国青年临危受命

　　这个令杜聿明头痛的问题，也引起了一位机电专家的注意，尽管他身单力薄，但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明天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他毅然挑起了为战车试制大马力动力机的重担。他就是著名机电专家支秉渊。

　　支秉渊，号爱洲，族号达瀛，生于1897年2月18日，是浙江省嵊县富润乡支鉴路村人。他的父亲支宝楠，是前清的秀才，对爱子期望很高，为他取名秉渊就含有“秉承渊源，继往开来”的意思。支秉渊幼年时在家乡阳山书院上学，1915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学习，这对当时的支鉴路村是一件大喜事。不少乡亲到村口为他送别，这让年轻的支秉渊十分感动，立志要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他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获得了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以后，支秉渊被上海美商慎昌洋行聘为实习工程师。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发电机组、内燃机、水泵、压气机等机器设备的销售业务。在工作过程中，他参与安装了不少机器，建了若干发电厂，熟悉了所经办机器的基本知识、安装和使用的经验。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了，不满洋人作为的支秉渊毅然辞去了这份工作，并联络了大学同学魏如、吕漠承、朱福驷和校友张延祥、黄炎，在上海泗烃路6号设事务所筹办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新中动力机厂)。将公司取名为“新中”则寓有“新中国”之意，反映了支秉渊等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振兴民族工业的志向。

　　当时我国的汽车都是由国外进口的，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就像工业史专家陈正卿所说：中国人想造汽车，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人动脑筋了。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东北王”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张学良主政东北。两个月后，张学良招来工业巨头和汽车专家商量有关事宜。一年后，取名“民生”牌的第一辆国产组装汽车在沈阳迫击炮厂诞生，不久便被送往上海展览，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争相观看，引以为傲。人群中的支秉渊为这一群情振奋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并有所触动，一方面觉得中国人自己造出了汽车了不起，另一方面觉得这辆车毕竟是采用进口的零部件组装的，而他则想造出一辆包括发动机在内全部自己制造的国产汽车。

　　想要制造一辆完全国产的汽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人、财、物等多方面因素的配合。而当时的情况是：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物质匮乏，人才短缺。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制造出一辆完全国产化汽车的梦想。

　　一开始他最想造的就是汽车的关键部位——发动机。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早在1925年支秉渊就开办了上海新中动力机厂，由于成就突出，这个厂很快就在中国机械工业界中脱颖而出。那时，在黄浦江畔的支秉渊夜以继日，殚精竭虑，花费了6年的心血，终于凝结成一种新汽车的雏形，这时已经是1937年的夏天了。就在这年的8月13日，著名的淞沪会战爆发了，战争无情地毁灭了支秉渊的劳动结晶，中国国产汽车的雏形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当时新中公司所在的闸北区，是日军轰炸的重点地区，新中公司也难逃劫难，公司只好向西南后方转移。资料在战火中损毁了，支秉渊就凭借记忆重新绘制图纸，为近代中国人的“汽车梦”奋斗着但是没想到的是，支秉渊刚到湖南长沙，工厂还没有安顿好，日本军队就逼近了。他们只好拆下机器又上路了，这次搬迁的目的地是更远的位于湖南西南部山区的祁阳。

　　圆梦祁阳，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诞生

　　祁阳，一个偏远、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那里的人们对于第一辆国产汽车诞生于此的历史记忆已不太深刻。而正是在这个小城中，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诞生了，这座小城也随着它的诞生被载入了史册。

　　“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支秉渊的部属——对汽车制造颇有想法的陆景云决定向支秉渊请长假，从军参加对日作战。而支秉渊则积极响应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内迁，率领新中员工历经艰辛，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武汉告急以后，新中又继而迁往长沙以及祁阳。长沙离武汉不足千里，且防备力量不足。若武汉失守，长沙便会成为前线城市，从战争角度看在长沙设厂的想法是极不明智的。而支秉渊在长沙设立分厂的根本目的，却是为了早日实现制造较大马力汽车发动机的夙愿。他对制造技术复杂的内燃机，可谓念念不忘。长沙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支秉渊急于请陆景云回厂主持试制发动机。因战事紧张，杜聿明最初不准陆景云离职。后来经支秉渊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聿明才批准陆景云回新中公司以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

　　那时候，国内的汽车非常紧缺，支秉渊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没有一辆研发汽车的模型。因而由经济部官员出面，将杜聿明200师的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赠送给支秉渊。其发动机为M.N.A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65马力，额定转速为1800转/分钟。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他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了测绘，克服了种种困难。陆景云回到新中以后，与支秉渊一道不顾敌机轰炸的严重威胁，决定建立汽车零部件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的冶金工业十分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的废件作为原材料。当时估计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制的，就用它来制造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扁，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成低镍合金铸铁。就这样新中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长沙大火后，新中厂又迁到祁阳，其路线非常之曲折。

　　湖南祁阳，西靠越城岭，东接湘江，是通往广西、贵州的交通要冲。也是抗战时期西迁工厂的聚集地。支秉渊到这里来，是看中它离长沙不远，可以更迅速地为前线服务。同时，支秉渊还写信给胡厥文，请胡厥文到祁阳来。因为胡厥文也是搞机器的，他们合作的可能性比较大，关系也比较好。于是，胡厥文很快在祁阳办起了新厂。支秉渊和胡厥文原来都是上海工业界的领袖人物，现在，在远离上海的湖南山区，他们又一次携手，一个造车，一个炼钢；一个为抗战提供动力，一个为抗战制造枪炮。一时间，使人口比战前翻了一番的祁阳，有了“小上海”的雅称。

　　1942年夏天的一个月明之夜，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汽车发展的史册。那天夜里，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中国人制造的这辆新车。

　　就像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所评价的那样：“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因而当时重庆《大公报》撰文把支秉渊称为“中国福特”。

　　这个中国人和他制造的中国汽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发展的黎明曙光，并且体现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而我们今日，沿着先人的足迹，将会使中国工业发展的未来更加光明。